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国务院的礼堂大厅内聚满了身穿军装的将官，热闹非凡。

这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在这里即将举行两场授衔活动。

下午两点半，授衔仪式隆重举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站在主席台上亲自为在京的301名将官授予将军军衔。

随后，国家主席毛泽东也亲临现场，于下午五点正式为人民解放军7位最高将领授予元帅军衔（缺席3位）。

这是新中国的首次授衔活动，一直持续到了10月11日才结束。

这期间，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又为在京的校官授予军衔，各大军区的负责人也代表彭德怀同志为其所在军区的校官授予军衔。

值得一提的是十大元帅中有四位元帅的夫人也被授予了校官军衔。

那么是哪四位元帅夫人被授予了军衔？她们对中国军队有怎样的特殊贡献？其他六位元帅夫人是什么原因没有得到军衔呢？

这还要从授衔的原因和条件说起。

“总干部管理部准备进行军衔、奖励的准备工作。”

这是1950年7月4日，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的罗荣桓在中央军委会议上的发言。

同年9月，朱德总司令也在总干部管理部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建立军衔制度，尽快让战士们的军装上带上军阶。

此时还只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国家百废待兴，国家领导人这么着急给军队授衔，是迫不及待地要论功行赏吗？

当然不是，其实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就有过几次授衔的经历。

全面抗战爆发的第三年，八路军总部就规定全军军官要实行军衔制，要给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以及新四军军长叶挺授予中将军衔。

但当时我军名义上是统一归国民党领导的，所以在评定过程中遇到了不少矛盾，只给八路军驻国统区的部分工作人员定了军衔。

后来又因国民政府不给中共军队发武器装备和军饷，矛盾升级，最终实际情况出发暂停军队定衔工作。

一直到了建国之后，军衔制度才正式被创建。

之所以会被当成重中之重的事情，也是因为军队没有军衔有许多工作都不利于展开。

淮海战役时期，我军因为没有军衔，在作战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部队协同作战时，上级如果没有明确指定指挥官的话，各部队长官都会相互不服，各干各的，不利于部队统一作战。

在此之前，苏联红军就曾与我军收复东北协同作战时，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名义授予部分将领军衔。

但那是临时性的，很快就取消了。

包括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 不久通过的“政协决议”中规定了改编两党军队的内容，又再次决定我军各级干部执行将校尉的正规制度，并临时性授衔以便于解放军代表与国民党代表进行平等工作。

但内战爆发后，临时军衔再次被取消。

过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实行军衔制是人民解放军走向现代化正规化必不可少的一步，既是军队作战的需要也是国际同行的惯例。

也就在我军在积极筹备授衔工作时，朝鲜战争爆发了。

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没有军衔，朝鲜人民军有军衔，中朝协同作战再次出现了原来遇到的问题。

而且后来我军派出代表与美军进行谈判时，也因为军衔对等问题出现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只能以军职对等来处理。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也表示在战斗中，自己深感规定职务识别的重要性。

正因为如此，确立军衔制度成为解放军重中之重的任务。

1955年2月8日，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毛主席批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横空出世。

我军的军衔设为六等19级：第一等为大元帅、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为第二等；第三等是大校、上校，中校，少校；接着是大尉、上尉、中尉、少尉；然后是上士、中士、下士和上等兵、列兵。

在确定军衔等级和敲定第一次授衔的人员名单后，第一次授衔活动在历经多年研究后才终于举行。

我们所熟知的十大元帅正是在这第一次授衔活动中诞生的。

这次得到军衔的校官人数有3.2万人，而十大元帅中有四位元帅的夫人，也获得了校官的军衔，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的女校官。

其中一位更是当时的唯一一位女大校。

在新中国成立的漫长革命岁月中，涌现出了无数为国家、为民族无私奉献的革命先辈。

虽然在战争年代，男人成为了军队中的主流，但也不乏有许多巾帼英雄在军中担任重要职务。

毛主席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同样在军中为革命做出贡献的优秀女军官也应该顺理成章得到军衔。

而新中国的第一位也是当时唯一一位的女大校正是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

16岁那年，林月琴便加入了红军担任宣传员，凭借出色的个人能力成为队伍中的领头人物。

后来，她受张国焘的“左倾”错误路线的牵连，被红军遣散回家。

但林月琴还是追上了红军要为红军帮忙，她对革命的热诚与执着打动了军队领导，同意她再次入伍。

很快林月琴当上了工兵营营长，管理四百多名女战士，负责红军的后勤工作。

长征路上，李月琴带领着女战士们负责粮食的运输任务。

长征的艰险程度让一些男同志都难以承受，但她却凭着坚强的意志不仅随大部队走出了困境，还一路上为战士们解决了许多吃穿问题。

1937年，林月琴有机会进入到了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并在老乡兼同学的刘桂兰牵线下，认识了比自己大12岁的罗荣桓，不久便结为连理。

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一直在前线忙于战事，林月琴也不甘落后，前往敌后担任西安机要处秘书、党支部书记，后来被调到罗荣桓身边做辅助工作。

身经百战、成绩突出的林月琴到了解放战争时，已经被委任为东北野战军组织部副部长了。

不过林月琴在罗荣桓的建议下没有出任该职务，而是选择办了一所“东北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并任校长，为新中国储备人才。

建国后，林月琴又创办“北京十一小学”， 收留了不少因抗美援朝独自留守在北京的孩子，为国家和军队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因为林月琴曾经在军旅生涯的卓出贡献，1955年授予其大校军衔。

之后她从事政治工作，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兼罗荣桓同志办公室主任。

第二位得到校官军衔的是贺龙元帅的妻子——薛明。

1936年，年仅20岁的薛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地下交通员。

抗战期间她一路南下宣传抗日工作，后来积累了丰富的抗战经验去到延安参加学习。

在这里她遇到了自己的一生挚爱贺龙司令。

贺龙虽然当时已经有42岁，但早已是名声响亮的英雄人物，薛明也对他仰慕久矣，二人可谓一见钟情。

在组织的撮合之下二人走到了一起，婚后薛明成为了贺龙的专职秘书，追随他东奔西走，历经抗日沙场。

解放战争时期，贺龙负责大后方的工作，薛明则担任陕甘宁晋联防司令部政治主任以及机关党委副书记的职务，为丈夫分担工作上的压力。

后来电脑贺龙领军挺近大西北剿匪，薛明便在当地发动群众稳固当前局势。

新中国成立，薛明便跟着贺老总来到北京出任宣传部部长，并在1955年授予其中校军衔。

薛明还担任过总参政治部顾问、总参政治部党委委员以及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检察院检察长等职务，并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另一位获得校级军衔的是刘伯承元帅的夫人——汪荣华。

汪荣华14岁就参加了红军，18岁便做到了四川邮政局副局长，可谓精明能干。

她跟随大部队长征的路上遇到了党中央的代表刘伯承，两人在北上延安的路上相互扶持，日久生情，结为了夫妻。

这期间，汪荣华不仅担任宣传与救护的工作，战斗时还会冲在第一线，穿过无数枪林弹雨，真乃巾帼不让须眉。

从延安的抗大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了中央保卫部工作，又奔赴前线担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等职务，革命经验丰富。

建国后，汪荣华在西南干部子弟学校做起了教员，为祖电脑国默默奉献。

1955年，这位老红军获得上校军衔。

最后一位元帅夫人是林彪的妻子叶群。

叶群同样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入了入党，并在延安结识了刚从苏联养伤回来的林彪，二人相互吸引结为革命伉俪。

叶群之后的工作主要是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担任过教育部普教司副司长和上海教育局副局长等职务，并在1955年被授予中校军衔。

除了以上四位元帅夫人之外，还有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女同志获得了军衔。

虽然说1955年是正式授衔，但前面我们提到过抗战期间为了方便工作曾临时为少数同志受过军衔，而第一位获得我军军衔的女同志竟然是一个外国人。

这位外国友人是一个来自德国的哲学博士，名字叫王安娜。

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泽，在德国参与反法西斯斗争中，与在德留学的中国共产党员王炳南结婚，并跟随丈夫来到中国继续参加反法西斯活动。

1937年春天，王安娜到达延安，在这里结识了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中共的领导人。

自此开始为为中国人民抵抗日寇侵略出一份力，还参加了八路军办事处的联络工作。

1939年4月，王安娜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到贵阳去接受红十字会给八路军的医药品等物资。

为方便她在途中通过各种关卡，周恩来破天荒地为这位盟友授予了八路军少校军衔，还发给她一张军用通行证。

可以说王安娜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获得我军军衔的女同志。

1955年的大授衔，约有5000名女同志获得了军衔，而军衔最高的却不是元帅夫人林月琴的大校，乃是当时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将军的李贞。

李贞18岁之前没有名字，大家都叫她“旦娃子”，直到她剪断辫子参加了革命队伍才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李贞，忠贞不渝的贞，这也意味着她对革命的决心。

1927年，19岁的李贞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党的指示下成立浏东游击队，她担任了游击队士兵委员长，是游击队里唯一的女队员。

虽然当时设备落后、条件艰苦，但李贞总是身先士卒，带领游击队员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做武装斗争。

李贞曾假扮成新娘，参加攻打张家坊战斗的英勇事迹，被人津津乐道。

之后她也参与了“反围剿”斗争与红军长征。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李贞在延安抗大参加学习并担任八路军妇女学校校长，后来到前线历任贺龙的120师教导团组织科科长、政治处主任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科长等职务。

解放战争时李贞已经做到了晋绥军区政治部主任以及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在军队中担任如此高的职务，李贞在当时的女性中确实是第一人。

建国后李贞还入朝作战，成为志愿军的政治部主任，回国又先后做过防空军政治部干部部长、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

这样丰厚的革命履历与卓越的贡献，让她成为开国将帅中唯一的女将军，被授予少将军衔。

授衔当天，周恩来总理亲自为李贞颁发少将军衔命令状，并握住她的手说：“祝贺你李贞同志，你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随后，毛主席又亲手为她授勋，周总理还特意嘱咐摄影师拍下了这历史性的画面，来纪念这位女将军的高光时刻。

与此同时，丁志辉、王新兰、刘坚、余伟、何锐、吴朝祥等多名优秀女同志也都获得了上校、中校等军衔，里面有不少开国将领的夫人。

那可能有人会奇怪，为什么其他六位开国元帅的夫人没有拿到军衔，是不够的优秀吗？

当然不是，她们六位依然很优秀，不比其他任何女军官逊色。

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这六位元帅夫人无缘军衔。

当时我国的许多政策多有学习苏联，所以军衔制度也难免受到影响。

苏联为了在战后尽快恢复，采取精兵简政的方针，对军队女性的授衔人数严格限制，要求女性必须留在军队能像男性一样随时奉令调动才能给与授衔。

所以苏联当时少尉以上的女军官只有20多人，最高军衔只有中校。

我军也受到影响，从1952年之后11万人的女军人，陆续转业10万人，仅留下1万人。

总政治部还在《关于今后部队妇女同志工作问题解释要点》明确强调了要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部队，让不适宜留在部队的女性转移到地方学习和工作。

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大量女军人从部队转到其他部门工作，在1955年失去了授衔的资格。

但毕竟“妇女能顶半边天”，党中央和毛主席还是给了女军人许多授衔的名额，仅有的1万女军人中光是准尉以上的军衔拥有者就有4665名。

其中将官一名，校官43名，尉官3874名，准尉748名。

如果是和授衔总人数相比那确实寥若晨星，但只看女军人中的占比还是相当高的。

当然，这里面也会有一些原本在军队中立有很大功劳，后来转业的女战士，她们因此错过军衔还是非常地可惜。

不过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们也不会搞性别歧视，也是以身作则起到了带头作用。

前文我们提到过，第一等的军衔是大元帅和元帅，而我们所熟知十大元帅其实都是元帅军衔，而大元帅呢？

大元帅其实一开始是要给毛主席的。

因为毛主席当时是中央军委主席全国军队最高统帅，又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在这二十多年革命战争中一直运筹帷幄，指挥各大战役，当此殊荣者有且也只能是毛主席一人。

但毛主席知道后，却摇摇手说：“我不当那个大元帅！”

毛主席认为评衔是个很不好搞的工作，下面同志多有不满，自己应该起到表率作用，而且穿着大元帅制服到群众中讲话不方便。

随后，毛主席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几个同志要不要评个元帅军衔，众人也都纷纷摆手不要了。

要知道周总理曾担任过红军总政委和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也曾是华中野战军总政委，刘少奇在军队参加过工作，按照军功都可以评选元帅。

但他们现在都已经离开军队做政治工作，也都不愿接受军衔。

之后，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等可以论功授予大将军衔的同志也都以不在军队工作为由，拒绝授衔。

有了各位领导人的表率，许多曾在军队参加工作的同志也就主动提出不受衔的请求。

即为其他同志让出名额，也减轻了评衔工作者的压力。

而这六位元帅夫人，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没有被授衔。

我们敬爱的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在14岁时就已经投入到农民运动中了，并成为农民自卫军的一分子。

后来她跟随陈毅的军队上到了井冈山，成为了一名老红军。

与朱德结为伉俪后，便伴在丈夫身边，随他在战火硝烟中走过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征途。

这期间，朱老总奔波于战场之上，康克清便致力于妇女运动和儿童保育事业。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康克清依旧在为国家妇女儿童福利体系的构建而付出。

她积极动员社会力量维护儿童权益，组织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为妇婴提供卫生培训，还在农村、工厂、街道等地兴办托儿所，在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水平以及降低儿童死亡率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也因为如此，康克清建国前后都在致力于妇女儿童福利事业，不在军队任职，没有被授予军衔。

彭德怀元帅的夫人浦安修也同样没有拿到军衔。

浦安修17的时候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第二年参加妇女救国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来抗日救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之后，她奔赴山西抗日前线，组织群众武装训练以及参与部队政治工作，为保卫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后来她回到延安，负责西北的土改工作，也在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陪在丈夫身边任职一段时间。

全国解放后，浦安修也未在军队任职，而是先后担任西北局国营企业党委副书记，轻工业部劳动工资司司长、政治教育系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等职务。

也因此没有获得军衔。

第三位没有军衔的是陈毅元帅的夫人张茜。

张茜16岁参加新四军从事占地宣传工作，18岁入党，但年龄相较其他元帅夫人小，资历上略浅。

之后在新四军一直担任政治部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张茜任山东野战军直属队副协理员。

张茜很有文采，与陈老总经常写诗传情，随后弃武从文一直都在出版社从事编辑和翻译的工作。

没有军衔也在情理之中。

徐向前元帅的夫人黄杰没有拿到军衔则是因为她长期没有从事军队的工作。

1928年，18岁的黄杰在九岭岗与其他同志一起领到了农民起义，起义失败后转做地下工作。

后来黄杰与一些同志在上海被反动派逮捕入狱，判刑五年，还是宋庆龄先生出手相助帮她减刑两年半。

出狱后的黄杰意志更加坚定，历经千难万险在香港联系到了组织。

建国后，她历任纺织工业部人事司副司长、司长，纺织工业部顾问等职务建设国家。

聂荣臻元帅的夫人张瑞华和黄杰几乎有着相同的革命经历。

张瑞华早年入党又考入了黄埔军校，后来跟随主力军参加过“广州起义”。

同样是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她被叛徒出卖锒铛入狱。

因为证据不足，张瑞华被释放后就在组织安排下到中央地下印刷厂从事印刷、宣传工作。

之后多担任各级党支部书记，全国解放后又历任华北局、中央组织部副处长、处长等职务，和黄杰一样在军队任职时间短，没有得到军衔。

最后一位没有军衔的则是叶剑英元帅的夫人曾宪植。

曾宪植曾考入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与“广州起义”。

起义失败后转移到香港从事地下工作，与叶剑英相识相恋，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因为参加反对国民党的示威游行活动被捕入狱，经过我党营救到日本留学。

回国后主要从事宣传工作，并到延安一面学习一面参加中央敌工部工作。

从抗战胜利一直到建国后，长期从事妇联方面的工作，担任全国妇联副秘书长以及各级党委书记的职务,也是因为长期不在军队任职，所以没有被授予军衔。

从十位元帅夫人的履历和工作来看，无论她们是否被授予军衔，都一直做着为新中国、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工作。

军衔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激励，但没有军衔并不代表她们作出的贡献少。

即使不在军队，这些革命先辈依然能够无私地奉献，她们都“燃烧自己，点亮了新中国”！

编辑：托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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